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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关注“高铁开通”？
“高铁开通”是近年来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选题之一。在中国知网上，以“高铁”或者“高铁开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得到超过1.4万条结果，横跨经济、管理、城市地理、交通运输和工业发展等各个领域。从研究的现状看，已发表文献将高铁开通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大致概况为三个方面：（1）直接效应，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对投资和增长的拉动。（2）间接效应，包括降低运输和时间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改进要素配置的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经营环境；打破城市分割界限、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产生正向外溢效应等。（3）结构效应，包括城市群的形成；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功能的演变；部分城市经济地位急剧提升或者逐渐被边缘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等。其中，间接效应和结构效应是研究的重点内容。
之所以研究者高度关注高铁的发展，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一是高铁开通本身可以作为“自然实验”，为政策和事件效果的评估提供实证研究的条件；二是高铁开通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独特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三是高铁开通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展开，从而成为多个学科均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经历了最初研究的“火爆”之后，“高铁类”文章因其发表的数量多，逐渐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老问题”。这也导致此类文章创新和发表的难度不断加大。实际上，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通信类技术进步对经济系统的真实影响，仍有些问题需要厘清和深化研究。为此，《财贸经济》编辑部尝试在梳理现有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希望能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思考和讨论。
我们认为，当前的“高铁类”文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1）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是高铁类文章在审稿中最常被提及的问题，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多采取诸如仅选择沿线地级市（不包含区域中心城市、直辖市、大城市等）；创新选择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构建虚拟高铁网络等方法。但是，对于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效果，尚未达成一致，这也导致研究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2）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高度雷同。目前已经发表的高铁类文章，无论是对经济增长、就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还是对产业结构或者区域差距的影响，其影响机制、途径和内在机理均高度相似，导致核心影响因素不清晰，其相对应的政策含义也缺乏针对性。
（3）信息传递功能的真实效果存疑。很多文章将高铁开通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归结为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从而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我们认为，在影响机制的分析中，信息传播的真实效果存在疑问。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信息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和快捷，信息传播途径是否需要通过加快客运速度、增加见面次数等方式来实现？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针对这个问题，推荐阅读Acemoglu等（2016）的短论（Daron Acemoglu, Jacob Moscona and James A. Robinson, State Capacity and American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6, 106 (5): 61-67）。该文主要研究了19世纪美国国家邮政网点数量与专利所代表的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归纳了邮政基础设施促进专利保护与技术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1）邮政基础设施有助于信息与知识的传播，促进了新观点的扩散与产生；2）邮政使得专利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为方便；3）邮政网点还代表了更为广泛的“国家”功能。文章通过适当的方法，证实了邮政网点促进发展的作用以及如何避免可能产生的反向因果问题。
（4）其他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已发表的文献中，也有的涉及国别比较和区域比较，例如法国、日本和美国等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作用；高铁开通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影响等。但是，高铁开通的净效应如何？是否存在最优辐射范围？高铁开通对城市、产业和企业的影响是普遍性的，还是异质性的？等，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
2019年第9期，《财贸经济》刊发南京财经大学宣烨、陆静和余泳泽的文章——《高铁开通与高端服务业空间集聚》，该文的外审过程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对深化研究有借鉴意义。编辑部征得作者和外审专家同意后，决定公开部分外审意见以及作者修改说明，希望能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在今后的工作中，编辑部将继续探索多样化的方式，鼓励学术讨论，力争在重视各类“新问题”的同时，不断深化对“老问题”的研究。
附件：
《财贸经济》编辑部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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