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国民福祉提升

——“财贸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前沿论坛（2017）”观点综述

宣  烨     杨青龙

2017年10月14日，由《财贸经济》编辑部、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共同主办的“财贸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前沿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本次学术研讨会包括“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主旨报告会以及“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理论前沿”“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四个主题分论坛等环节。

一、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典型事实与面临的挑战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之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过程中，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这一条件下重塑经济发展新动能，克服各种障碍与瓶颈，是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格局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逐步显露出与世界经济周期不同步、不一致甚至相背离的重要现象，这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全新的内生型增长周期的起点之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杰教授认为，在当前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格局之下，即便当前中国的出口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正增长，并且出现了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表面现象，也难以成为中国如此巨大体量的主要经济动力来源。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动能转化的扭曲效应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中国当前维持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动能角度来看，日益呈现出依赖第三产业的重大变化格局，特别是对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与房地产行业的依赖性相对比较突出，这种重大变化格局，既反映出中国经济动能在某种程度上的“脱实进虚”现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内生型全新发展周期的苗头与迹象。第二，中国各省份地区中，不少典型地区在人均GDP还未达到足够的拐点以及工业化中高端化阶段还未完成的发展阶段时，就普遍出现了第二产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态势，这种扭曲现象在某些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这对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加速形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应。第三，中国传统出口制造业在不同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制造业部门中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背离效应，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部地区工业向中高端化升级的停滞困局以及局部地区的工业塌陷现象，也造成了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出口优势快速弱化效应，导致中西部地区普遍出现经济动力动能不足现象的发生。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谢杰教授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验证了当金融危机减少中国出口时，生产高质量商品的中国出口量的减少较之出口低质量商品的企业减少更快，其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减少了出口目的国消费者收入，从而选择购买低质量商品替代原本购买的高质量商品。南京财经大学谭用教授利用浙江省2015-2016年中小企业调研数据针对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在中国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并且融资约束对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南京审计大学戴枫副教授以中美贸易为例，构建多国模型中双边增加值贸易的解构模型，对GVC视角下的双边增加值贸易展开了解构与测算。发现在总体层面：（1）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20.17%；（2）中美双边增加值净出口逐年扩大，失衡状态日益严重；（3）中国对美国增加值出口小于总值出口，而美国对中国增加值出口大于总值出口，这说明美国相对中国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4）美国对中国总值贸易中回流国内增加值的比重约为中国对美国总值贸易中回流国内增加值比重的10倍，但美国回流比重逐年下降，中国回流比重逐渐上升，中国对美国总值贸易的国外增加值率约为美国对中国总值贸易的国外增加值率的4~6倍，但中国的国外增加值率正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两点都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改善。在结构层面：（1）从总值贸易角度，中国对美国有一半以上行业为逆差，但逆差行业的逆差总额远小于顺差行业的顺差总额，其中制造业作为最大的顺差行业，贸易失衡最为严重；（2）从增加值贸易角度，中国对美国绝大多数行业呈现贸易顺差，只有六个行业存在逆差；（3）总值贸易测量方法对各行业的失衡情况有一定的扭曲作用，其中制造业双边总值贸易失衡比增加值贸易失衡平均每年高估了9630%；（4）在一些新兴服务部门中，美国相对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5）在建筑业和一些传统服务部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比美国更为上游的位置；（6）中国一共18个制造业出口部门中仅有5个制造业部门对美增加值出口大于总值出口，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淮海工学院孙军副教授认为，省际贸易额与GDP以及国际贸易额之间的剪刀差持续扩大，省际贸易的地位日益提升；国际贸易顺差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扩散，后者在出现国际贸易顺差的同时，省际贸易逆差地区范围扩大，正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南京大学韩剑教授提出，当前FTA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体系大大增加了中小型出口企业利用FTA优惠税率的固定成本，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FTA优惠利用率普遍不高。东南大学臧新副教授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OFDI和出口贸易相对比较优势的变化，两者的关联度在发达国家逐步增强，在资本技术要素充裕国和自然资源要素充裕国相对较高，且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二、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共生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日益揭示出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促使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日益从国家层面转向企业和产品层面，“异质性企业革命”以及企业层面的微观计量分析与理论分析的互动发展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领域最为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这可为分析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并形成有效的共生机制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分析框架。当前中国面临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外生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内生比较优势尚未建立、开放激励政策由于拖累经济转型不宜重现、欧美的再工业化政策导致GVC分工趋于减速放缓、逆全球化潮流导致的全球贸易减速成新常态等问题，由此导致中国出口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常态增长，因此深入理解和把握企业的贸易行为与规律尤显重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学锋教授指出，企业层面的经验事实促使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融合进了企业异质性，进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新的理论又提出了新的有待检验的假说。由于早期理论探索存在诸如未能有效承接已有的新贸易理论、假设条件缺乏一般性、模型的扩展性有限、没有充分分析资源配置效应等一些不足之处，Melitz（2003）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因此最为成功。企业层面贸易理论的基本模型在静态层面，有内生边际（endogeneous markup）、多产品企业（multiproduct firm）、企业组织与管理层级、劳动力市场摩擦、融资约束、企业异质性的NEG模型等拓展，在动态层面有基于增长、创新和商业周期的拓展。未来的国际贸易研究可尝试着从联系微观与宏观、将消费者异质性与企业异质性结合起来等方面入手，并可从贸易二元边际、出口与生产率、零贸易、多产品企业、出口企业动态、产品质量、企业进口行为以及扭曲、资源误置与贸易利益等多个视角分析中国的贸易实践，这些研究可为理解中国的贸易转型与结构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基础和政策内涵。

合肥工业大学刘晴副教授以“锚定效应与新企业出口行为”为题，提出了如下理论假说：新企业成立前的市场信息（外在锚）对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和密集度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企业成立当年的出口决策（内在锚）对其后续出口参与决策和密集度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一正向影响随着企业年龄增长而逐渐削弱；不同企业的出口决策锚定效应存在异质性。如果新企业的规模越小，其出口决策锚定效应越强；如果新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出口决策锚定效应越弱。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参与动因中存在“锚定效应”，在使用不同方法剔除了“从邻居学习效应”后，“锚定效应”依然稳健，且锚定效应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规模越小的企业越依赖于锚定效应。因此，应致力于改善创业环境、打破信息壁垒、改变企业预期。

宁波大学李洪亚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其途径主要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联合效应，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较强的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南京审计大学易先忠教授认为，在相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条件下，大国比小国更偏向于内需驱动出口模式，中国的表现与大国并不一致，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环境不能有效衔接“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抑制了内需引致出口的功能，导致严重脱离本土需求的出口模式。

三、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战略和政策

近些年来，贸易与投资保护思潮抬头，“逆全球化”现象逐渐出现，经济与社会问题引发了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在我国扩大内需和改革进程中，国际需求市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仍然非常大，不确定性已成为威胁我国出口发展的主导因素。当前，国际市场需求波动程度的大小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从整体而言，经济政策波动程度越大的国家，需求波动也更为明显，需求波动较大的市场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不稳定的国家，以及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2000-2014年中国出口流向揭示，中国总贸易额中有3455%流向了政策波动较为严重的国家，出口市场“拥挤”现象加剧了逆全球化对我国出口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需要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态和规律，有效应对问题和挑战，提出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战略和政策。

南开大学孙浦阳教授通过对“全球经济政策波动指数”进行分解，发现政策波动存在周期性，有一定前兆而不是偶然的，全球经济政策波动中以G7国家的政策为主导且其主导因素逐年上升，逆全球化的主导因素可能来自G7国家的政策波动。实证分析发现：（1）在政策波动对中国出口企业总数影响方面，全球市场的政策波动减缓了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导致部分企业加速退出出口市场并减缓了新进入企业数量，部分企业选择进入较为稳定的地区但大部分退出企业很难进入新市场；（2）在政策波动对中国出口企业出口额和产品种类数影响方面，政策波动对出口产品种类范围的作用幅度更为明显，并迫使企业集中在原有产品和目的地上，降低了企业的拓展热情。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分布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化较为明显。其中，杂项制品、鞋帽和纺织品的需求波动较小，而木制品、运输设备和电气设备的需求波动相对较大。为应对出口市场中的“红海现象”，应该做到：第一，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服务业改革；第二，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努力优化行业结构；第三，大力提高科技创新，推动外资负面清单的建立。

中山大学李艳秀基于制度因素和贸易便利化视角，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认为全球价值链越来越成为重塑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主导因素，融入并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成为一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而且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统筹各环节生产和协调价值链参与企业运营的重要作用。因此，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当前环境下更为紧迫。通过选取七国集团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和南非共15个国家2008-2011年的相应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从全样本来看，法律制度、创新环境、金融环境、营商环境、边境及海关效率、人均收入均对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具有促进作用，且除海关效率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不同类型国家看，法律环境、创新环境、营商环境、市场准入和FDI均对G7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金融环境、海关效率和收入水平虽然也对其竞争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法律环境、创新环境、金融环境、营商环境、边境及海关效率、收入水平和FDI均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提高有促进作用，市场准入对其服务贸易RCA指数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我国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所创造的增加值极为有限，在贸易顺差大量积累的背后是出口企业获取的极为有限的加工费，这意味着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因此，如何转型升级我国的贸易方式，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呢？华东师范大学陈琳教授利用2005-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企业融资能力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发现：第一，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越高，在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该结果仍然十分稳健。进一步，企业是否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是决定它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高低的关键。第二，通过检验融资能力与一般贸易出口的交互作用，他们发现融资能力通过促进企业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更有力地引导着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该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尤其明显，表明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大，其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的意愿更强、空间更大。

四、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福利效应

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之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必然会对各个社会团体以及各经济主体的利益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分析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福利效应并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绩效展开评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比如，现有研究关于“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并未得到一致的认识，贸易自由化究竟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由于要素禀赋模型只能用于考察有限种个体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且每一类个体内部个体完全相同，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与该理论的预测不一致，因此需要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

西南财经大学孙楚仁教授考虑到现实中不同的劳动力具有异质性，将异质劳动力引入Melitz（2003）模型，用于考察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异质劳动力的再配置问题。在该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个体技能异质性、个体既进行消费选择又进行职业选择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用于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工人内部、出口企业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导致国内销售企业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2）贸易自由化将导致经济总体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

南京财经大学陈启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每增加1%会导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差距拉大0074%，在岸外包每增加1%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优化00726%。这表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离岸外包和基于国内价值链的在岸外包对协调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差异性的作用机制。从细分类型上看，常规外包会扩大发达地区的竞争优势，提高其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非常规外包可以利用发达地区优质的生产性服务要素，弥补本地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劣势，扭转区域空间生产要素布局失衡的缺陷，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向内陆的延伸，双重外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双重外包具有典型的地理特征，会随着与核心区域距离的增加而衰减。中央财经大学李瑞琴副教授利用服务业FDI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上游行业的外资流入对于下游服务行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宣烨，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杨青龙，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